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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儒、道、佛对存在有不同的解释，因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选择或价值趋向，但基本形态是相同的。

[11]但是，张灏显然没有以此为其诠释的尺度。（3）相信人世间的恶最终能够被克服。

也许是受到尼布尔的更多影响，张灏提倡一种基于幽暗意识的低调的民主观，意味着他在反思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激进化倾向时从未脱离现代性的基本信念，其思想归宿乃是一种低调的现代性，而沃格林则基于他的秩序哲学指出现代性的没有约束乃是其基本特征，甚至说他是彻底否定了现代性的正当性。（2）认为处境之不佳根源于人世间的恶。尧舜时代政教不二，夏商周三代教统于政，政教结合的这两大典范在后世堕落的历史时代已不可求，所以才有汉代公羊家以至圣素王说将早已分离的政教以新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从而开启了在后世两千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政教相维模式，绝对君主制时代因而也就成为儒教中国历史上的素王时代。具体来说，在一家一姓之私利私欲与孝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对应，尽管出于前者肯定不可能达到对孝的正确认识。以李贽为例，针对明代官化儒学中的假道学流弊，李贽提出童心说或有其现实意义，但即便童心说作为良知的成年可以成立，也并未走向对道学的彻底抛弃。

就其以力假仁而言则存心非诚，故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注释： [1] 张灏：《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任锋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6页。不仅有经验层次的体验，而且有超越的体验，这是中国的儒、道、释所共有的。

[6] 休谟：《人性论》，第557页。性情既然是体用关系，那么，就决不能有性而无情，或有情而无性，不但如此，根据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22]之说，性与情完全是统一的。按陆象山所说，心、性、情、才，虽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但其实是同一物事，代表着同一种意义。因此，首先从问题的性质而言，二者就有很大区别。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已实现了超越。[22]《易传序》，《明道文集》卷八。

有人说，儒家不重视人的情感，这大概是指后一方面而言的。近代以后，以休谟为代表的哲学家从人性的角度肯定情感的作用，用以解释道德问题，并承认情感如同情等具有普遍性，但是发展到当代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则把情感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主观的。但程颐的形而上学决不认为性理是现象背后的本体界，二者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好相反，二者是存在与活动、作用的关系。朱熹强调性理的绝对普遍性与超越性，但另方面却又坚持性理只能由情感而实现，离了情感，所谓性理就成孤悬之物，所谓性理之学，也就变成有体无用之学。

儒家所说的本，是本根、本源之意，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这里的智是指智性即知性而言的，并不是理性。因为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王弼曾有圣人有情而无累之说，认为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也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必要条件。

当时正是韩愈提倡儒家道统之时，对李翱来说，首先是恢复儒家之道。当然，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不限于庄子，也不限于道家，关于这一点，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暂且不提。

他们的学说不只是道德哲学，还有美学、宗教哲学一类的问题。喜怒哀乐之情发而中节（即符合中和原则）即是道，这说明情感与理性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但是，《中庸》在讨论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时，却得出与荀子不同的结论。儒者所说的情，应是放开心胸，打通内外，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17]，不要仅仅以在内者为是，在外者为非。人要使自己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就应当有这种诉求。休谟明确提出，人性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这两个主要部分就是知性和情感[5]，并且肯定二者在人性中具有不同功能与作用。陆九渊说，心性情才原是一事，他所谓情显然是从超越层面来说的，情即是形而上之性，但又是在情感心理中呈现的。在孟子看来，这就是人的存在，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源。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后来有发展变化，但是坚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一基本精神并没有变。在哲学领域进行过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限制，并且提出情感与意志的问题，特别是意志自由的问题，但他认为，情感仅属于经验心理，决不能成为形上学的问题。

他之所以批评李翱的灭情复性说，原因也在于此。总之，道德理性（即目的理性）不能离情感而存在，离了情感，无所谓道德理性。

一般认为，道家哲学主张无情，不是情感型而是理智型的，但是经过认真考察就会发现，道家所反对的，只是儒家的道德情感，决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感。这就需要改变儒学只重目的的理性、不重工具理性的固有结构。

恰恰相反，他们的中心议题是实现情感与性理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翱为了重建儒家的形上学，便把情感视为形而下的邪妄之物，因而提出了灭情复性说。这当然之则是客观的、普遍的。孟子的贡献是明确提出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并将道德理性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

前者属于认识问题，后者属于道德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反对真理和价值、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反对理性的权威，但他们大都宣称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

但是如果没有向善，即没有生长发育的过程，亦无所谓本善，因为人性实在是一个过程。这几希二字，正说明孟子并没有把人说得多么伟大，但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就在于此。

前者是程颢提倡的（义礼智皆可归于仁），后者则是程颢所反对的。科学技术与人的生活已不可分。

无论在两汉经验论盛行时期，还是魏晋玄学高涨时期，思想家们都是以不忍之心解释仁，即都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可见，孟子对于情感是多么重视。理性主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孟子的道德理性不是建立在纯粹知性之上，而是建立在情感之上，是情感的扩充，即普遍化、理性化。那么，其他情感呢？人类的喜怒哀乐之情就不能同道德理性、审美理性相联系吗？在这里，理性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认知理性，但同认知理性有联系，当代某些学者探讨情感与认知的关系，应当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人的存在是不是价值的中立？或者如同某些哲学家所说，只是一束无规定的可能性？价值理性是不是纯粹主观的、相对的？这都是当代哲学值得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如前所说，即使像西方的休谟等人，也承认同情心是人人具有的，因此才有人类道德。

第二，理性在指导意志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一） 这同西方哲学中所说的情感主义是不是一回事呢？它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二者有某种相似，但又有根本区别。

它不仅构成道德原则，而且构成美学原则。善必须在人的实践行为中表现出来，如同孔子所说的善人。